去年12月的广州，拜海洋风所赐，阳光可人得很。那天下午，我正紧张地做着临床工作，主任突然打来电话。说实话，我挺怵看到手机上出现他的号码，因为那就意味着我已经够忙的工作还会加码。不过怕归怕，老婆的电话可以不接，主任的电话可不能不接。果然不是什么美事：我们之前申报的一个国家级科研项目，在标书上出了点小问题，北京三千里急电，必须赶在第二天中午之前，将修改好的标书派人送到皇城根下，过期不候！
时间紧迫，没法子，只好带上笔记本电脑匆匆回家。在家里只待了十分钟,胡乱收拾了几件衣服，提着包就直奔机场。北京这时虽然没有沙尘暴，气温也有三四摄氏度，但比起广州，那可是鲜明的冰火两重天。
总算在截止登机前10分钟完成了检票手续。直到在座位上坐定，我才稍稍舒了一口气。从下午3点钟开始，我的神经就一直绷得如满弓之弦，主任的责怪，工作的不完善，此次北京之行办不成事的严重后果，都令我忐忑不安。
出了机场，离开暖气的庇护，立即全身心地感受到京城的寒意。乘车来到下塌的宾馆，已是深夜12点。一夜“鏖战”，直到朝阳从窗帘的缝隙射进来，电脑上的工作才算完成。打印、复印后，出门拦上一辆的士急奔科技部，把文件交上去，紧张了一宿的心情这才缓和下来。
剩下的事就是退房、订机票、回广州了。进机场时，我就感觉到有点儿不对劲，头开始痛起来，右边的耳朵像塞满了“耳屎”，什么也听不清。我猜是感冒了，翻出随身带的感冒药吃了，上机倒头就睡。
一觉醒来已到广州，头痛倒是好些，可右耳还是胀胀的，用手指塞住左耳，空姐甜美的声音犹如从云霄之上，天外飞仙般袅袅飘来。凭我二十多年的感冒经验，我隐约觉得这次感冒非同寻常，颇有点“科技创新”的味道。我没有时间多想，回到家草草洗漱，上床补觉去了。
休息是治疗感冒的最佳良药。第二天醒来，头痛已见好转，可右耳仍没有起色。回到单位向主任汇报了事情经过，我终于觉得有必要去找五官科的同事看看了。
找了位关系不错的主治医生，他笑嘻嘻地欢迎我“大驾光临”，得知了我的来意，神情马上变得凝重。他给我粗粗检查了一下耳道，正色道：“你很有可能得了突发性耳聋，马上去作个电测听，如果确诊的话，今天就得住院。”
我难以相信“住院”这词能和我一个年轻医生联系起来，不过还是作了电测听，结果铁证如山：右耳听力下降80%。
于是办入院手续，躺在病床上打吊针，我开始了平生第一次休病假的经历。住院期间，我专门找了这方面的书来看，了解到，突发性耳聋是突然发生的重度感音性耳聋，一般发病时间不超过24小时，耳聋即达到高峰，大多是单耳发病，常在早晨醒来或情绪激动、着急之后，突然听不见声音，耳朵有胀满感和阻塞感，好像堵了东西一样。对其发病机制，目前有两种观点：一是内耳微循环障碍，二是病毒感染。
看完对发病机制的描述，我不禁哑然失笑，这不就是中风吗？只不过中风一般指的是脑血管堵塞，而突发性耳聋则换成了耳朵血管堵塞而已。
对照一下这段文字，回想我的经历，可谓句句符合。耳聋前我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状态，恰好符合第一项发病机制；突然从温暖如春的广州去了北京，带的衣物不足以御寒保温，结果患上感冒，又应了第二项发病机制。双管齐下，兵分两路，我这耳朵焉有不“沦陷”之理？
幸好书上还有一段话：“此病预后尚较理想，一般发病一周内即开始治疗者，治愈率可达80%以上。”果不其然，经过一个星期左右的吊针、吃药、针灸、理疗，我的耳朵就完好如初了。
紧张、感冒，对于和我一般年纪的都市人来说，可谓司空见惯。只是，在辛苦工作之余，莫忘了这两大“法宝”要是合起来，那真是倚天剑配上了屠龙刀，无坚不摧，任你多么年轻力壮，一样可能会得“中风”。
但是，只要及早治疗，绝大多数人还是会很快好转的。所以，请记住，万一不幸得了突发性耳聋，第一时间去医院就对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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